高一记议论作文：一味清简而深刻的政治小品

　　 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史，流长路远，泱泱无涯。然有这么一本书，笔力轻点便勾勒出政治研究的通幽曲径，这便是令我受益良多，流连难忘的《中国政治二千年》。
　　《中国政治二千年》是张纯明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全书虽仅区区数万言，但高屋建瓴，犀利透辟，从皇帝、专制到中央、地方、幕僚、书吏再到名教、倾轧、高调、贪污，条条中国古代政治的突出特点清晰分明地呈现在书上。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封建帝制起，统一的国家诞生了，此后的两千多年里除了魏晋、五代外，整个国家大体是统一的。可事实上真是如此吗？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中国以前虽有统一的理想，而实际上并未达到真正统一的目的。理由很简单：经济交通的条件不够”。封建的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每一个地域都可以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并不密切，中央自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而交通更是一个国家巩固统治的关键因素。我国虽有几条大河，却都自西向东，陆地多山区高原，民国以前，从甘肃到北京就要一百多天，西南等地更可想而知了。消息不通，命令与政策必难以执行，可见所谓的统一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
　　统一难以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制度问题也绵延甚久。自古“宰相”就是佐天子抚诸侯的百官之首，实际上居宰相之位，未必有宰相之权，有实权又未必居宰相之位。秦汉以后，中枢之政随时由君主指派人员负责，再没有一个固定的制度。这就是各朝不重制度的流弊。皇帝之所以更变制度，是因为不敢大权授人，导致尾大不掉。然稽查史书，东汉不设丞相，建安年间特置之以处曹操；魏不设丞相，正始年间特置以处司马师司马昭。如此一来这反使“乱臣贼子”在王室衰微时有了觊觎之心。从中央放眼地方，地方的权利也纠缠难清。“中央与省政府的界限没有划分清楚”，省县的关系成了主仆关系，“以致县长之贤能者无以展其才，庸劣者奉行事故而已”。
　　全书最引我深思的是“名教”。中国人对文字有无限的崇拜。胡适认为古人所谓名教就是尊崇写的文字的宗教。文字的崇拜使我们爱喊口头标语，我们怀着一腔热血，在口边豪放地喊出，在纸上洋洋洒洒地发泄过后就觉得天晴雪霁，再不想在实际上下功夫了。中国士大夫最喜欢“以慷慨激昂的笔调，写恺切动人的文章”，读者便不管其与国家利益是否冲突，只要文章好，就会群相附和，这样以个人喜恶参加政治活动的结果将是士大夫多自私自利而无国家意识。王安石厉行变法，却遭同僚攻讦，漫天的反对之声终使他独木难支，政断身退，紧接着司马光的全盘否定又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原本利国利民的改革竟最后成了新党和保守派的政治斗争，不得不说是场悲剧。宋代的濮议之争和明代的大礼议也是极像的两个例子，重视文字的结果是重视名词，以为名词就是实质，于是几百年前的宋、明两朝就把精力花在议论称号上了。时至今日，中国人任然是很喜欢抒发“不平之气”的，前阶段为钓鱼岛和黄岩岛争了许久，怒骂声和号召声倒是听了不少，可不仅没看到明显的行动，连关于此事的新闻都渐渐销声匿迹了。
　　仔细读罢此书，发现中国固有文化的最大问题在于崇尚空谈，鄙视物质。“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安贫乐道”，中国的哲学思想强调的是清高自守，而鄙视物质的结果是科学不发达，经济基础不厚实。同时传统的政治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参政态度，再加上中国人教育程度低，大多数农民还春耕秋耨，终日矻矻，导致士大夫阶级与百姓脱节，在这样的环境下，也难怪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政治始终无法健全。
　　短短几万字的小书中，我虽无法系统地了解两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情况，但作者深刻的思想，于精微处的思辨多少给了我一些启发。